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在歐美發達國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國則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尚需完善的機制包括：

一、建立促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協同推進機制；

二、創新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服務機制；

三、建立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風險管理機制；

四、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評估管理體系；

五、建立有利于知識產權流轉的管理機制。

商標權質押貸款是企業融資的一種手段，目前國內多省市地區都鼓勵企業利用多年來積攢的無形資產來進行融資合作，各大商業性銀行也對一些信譽度較高的企業發放質押貸款，主要體現在曾獲得省著名商標 中國馳名商標的企業居多。

目前凡是以知識產權質押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銀行，對于貸款企業的授信額度都較低。以交通銀行為例，在此次關于知識產權貸款的規定中，專利質押貸款采用綜合授信方式，發明專利權的授信額不超過評估值的25%，實用新型專利權的授信額不超過評估值的15%，商標專用權的授信額不超過評估值的50%，最長期限可達3年。

商標專用權質押貸款是一種具有創新意義的信貸品種，是指具有品牌優勢的企業用已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依法核準的商標專用權作質押物，從銀行取得借款，并按約定的利率和期限償還借款本息的一種貸款方式。貸款對象為湘潭市持有《商標注冊證》并經依法登記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自然人，且已獲得中國馳名商標或獲得省著名商標的企業，有3年連續盈利紀錄，其商標專用權的價值經專門的商標評估機構確認，在商標專用權的有效期限內，原則上可向銀行申請不超過其商標專用權價值50%的一年期以內短期流動資金貸款，中長期貸款不超過3年。2100433B

知識產權質押風險的影響因素分為四種類型: 資源類的、經營類的、利益類的和市場類。

( 1) 資源類的: 包含知識產權的質量、知識產權的法律狀況即是否存在法律糾紛等三個方面。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的資源類風險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知識產權的屬性差異，二是知識產權的法律狀況差異。企業的知識產權質量越高、法律狀況明朗，知識產權質押貸款風險越低。

( 2) 經營類的: 包含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信用水平、財務報表是否完備、從事的行業、高管人員的素質。作為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還款的直接來源——企業，其業務經營的狀況直接影響到銀行的貸款是否能夠歸還。

( 3) 利益類的: 包含共同利益、分配不公平。就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本身而言，其目標是使融資相關主體的利益最大化或是競爭力的最大提升，但是對于不同的運作模式的知識產權質押業務來說，各個質押融資的利益目標和利益分配有可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必然會影響到知識產權質押的協同效應和主體間的金融共生關系。

( 4) 市場類的: 包含知識產權交易市場的流動性、知識產權處置路徑是否單一、金融市場完善程度、法律法規是否健全。這一類型的風險跟知識產權質押的外部市場環境相適應。相對而言，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和金融市場越發達，知識產權處置越容易，越不可能產生由于企業到期無力還貸面臨的知識產權處置無門形成的處置物無法及時或不能變現。小企業貸款的期限短，問題出現快，而我國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尚不完善，導致了知識產權變現困難。

北京模式是一種以銀行創新為主導的市場化的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模式。這種模式下，交通銀行和北京銀行通過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在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帶來了一定的社會示范效益，并引領北京的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工作快速、全面展開。有統計數據表明：截止2009年底，北京自開展鼓勵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工作以來，成功案例已達50余例，貸款總額將近6個億，其中2007年—2009年3年間共達成45筆專利質押融資貸款，合計4.3億元。主要集中在環保節能、生物醫藥、IT技術、新材料及影視文化版權等行業，尚未出現壞賬或者逾期還貸情況。參與到其中的北京經緯律師事務所表示，這標志著知識產權在銀行質押貸款是完全可行的，風險是可控的。

上海浦東模式是一種以政府推動為主導的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模式。截至2009年12月底，上海浦東已向84家企業發放了知識產權質押貸款106筆、總額為1億6千多萬元。其對象主要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分布在集成電路、電子、材料、新材料、軟件等浦東新區重點發展的高科技行業；融資期限從1年拓展為3年，單戶金額從100萬元提高到了200萬元，尚未出現壞帳或者逾期還貸情況。客觀來講，在浦東新區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推出的初期階段，這些以政府為主導的創新嘗試和大膽舉措，既促進了浦東新區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平臺建設，又推動了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的良性循環使用。

武漢模式作為一種混合模式，在實踐中也進行了一些創新。

北京、上海浦東、武漢三種模式的個性和共性問題

三種模式雖然具有許多特點和優點，但在運作過程中仍存在著一些個性和共性的問題。就個性問題而言，北京模式：門檻高、小企業難以受益。具體表現為：一是貸款門檻高、對知識產權的質量和商業價值要求比較高，貸款額度一般是1,000萬元，最高不超過5,000萬，一旦發生壞帳，中介服務機構將承擔巨大壓力；二是貸款對象有一定的局限性，貸款客戶群主要集中在處于成長期、有一定規模和還款能力的中小型企業，基本上將微型企業排除在外。上海浦東模式：政府承擔著重要風險。在推行過程中，我們注意到科技專項資金的利用效率較低。2006年至2010年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每年安排2,000萬元設立專項資金支持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至今，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的專項資金已達1億，按2倍杠桿放大，其可撬動商業銀行貸款2億元。然而，該業務開展四年多以來，貸款量只占可貸金額總量的二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一旦產生壞帳則主要由政府買單，政府將承擔較大風險。所以從長遠來看，這種做法并不可取，也不具備推廣價值。因此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上海市知識產權局正在通力合作，嘗試推出一種以金融創新和知識產權創新推動科技創新，且符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定位、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全新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模式。武漢模式：操作過程中受實際條件制約。武漢直接質押貸款尚未開展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當地銀行認為直接質押貸款風險過大，難以控制和操作，不愿意嘗試；二是武漢資產評估機構服務水平與武漢市專利權質押融資工作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三是武漢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客觀上難以支撐中小企業專利權質押融資工作大規模開展。

同時，三種模式在運行中也遇到了一些共性的風險問題，具體為：

一是法律風險，缺乏相應的保障。由于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尚不健全與完善，受知識產權特征所決定，商標專用權和專利權本身存在較大的權利不穩定性，以及權利人的權屬與權益的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權屬爭議。法律風險的核心風險是確權風險，它決定了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是否有意義、質押能否成立，以及當出現風險時能否順利變現。

二是估值風險，缺乏可靠的評估。受知識產權特征所決定，商標專用權和專利權本身存在較強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導致其財產權利在市場化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其市場評估價值；由于其價值評估與傳統意義上的有形資產估值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評估立場、技術、方法、模型、參數的選擇直接影響其市場評估價值。估值風險主要是價值評估的不確定性風險，它決定了貸款額度等基本授信要素，還決定著企業的還款來源和還款意愿。

三是經營風險，缺乏確定的價值。企業作為權利人，其自身經營管理與資源配置決定了商標權或專利權能否創造應有的市場價值，是否能夠給企業帶來穩定的現金流，即決定了借款企業的第一還款來源。

四是處置風險，缺乏流通的渠道。受產權特征所決定，商標專用權和專利權的交易方式、手段和場所均有特殊要求，變現過程復雜且存在不確定性，進而，當貸款出現風險時，質物處置通道不暢，風險不能被快速有效地控制、轉移、分散或化解，貸款銀行信貸資產質量將會惡化。解決質物處置問題，是商業銀行健康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的關鍵問題之一，也將真正考驗貸款銀行經營風險的能力。

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在歐美發達國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國則處于起步階段，尚需完善的機制包括：

一、建立促進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協同推進機制；

二、創新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的服務機制；

三、建立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風險管理機制；

四、完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評估管理體系；

五、建立有利于知識產權流轉的管理機制。

整體而言，從國內各地方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運作模式來看，主要以北京、上海浦東、武漢三種模式為代表。北京模式是“銀行 企業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質押”的直接質押融資模式；浦東模式是“銀行 政府基金擔保 專利權反擔保”的間接質押模式；武漢模式則是在借鑒北京和上海浦東兩種模式的基礎上推出的“銀行 科技擔保公司 專利權反擔保”混合模式。這幾種模式主要涉及到銀行、企業、政府、中介機構、擔保公司等多方主體。

北京、上海浦東、武漢三種模式的比較

政府角色。北京模式中，北京市科委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協調、扶持和服務功能，對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給予一定比例的貼息支持，并承擔了相應的服務功能；上海浦東模式中，浦東生產力促進中心提供企業貸款擔保，企業以其擁有的知識產權作為反擔保質押給浦東生產力促進中心，然后由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與上海銀行約定承擔95%—99%的貸款風險，而浦東知識產權中心（浦東知識產權局）等第三方機構則負責對申請知識產權貸款的企業采用知識產權簡易評估方式，簡化貸款流程，加快放貸速度，各相關主管部門充當了“擔保主體 評估主體 貼息支持”等多重角色，政府成為了參與的主導方；武漢模式中，武漢市知識產權局與武漢市財政局共同合作，對以專利權質押方式獲得貸款的武漢市中小企業提供貼息支持，知識產權局負責對項目申請進行受理、審核及立項，財政局負責對所立項目發放貼息資金，并和市知識產權局共同監督，各主管部門發揮了“服務型政府”的相關職能，并且在具體職能上做了一定科學合理的分工。

銀行角色。北京模式中，交通銀行根據支持服務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市場定位，不僅推出了以“展業通”為代表的中小企業專利權和商標專用權質押貸款品種，而且還推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版權擔保貸款”產品，北京銀行則推出了“小巨人”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業務。可以說，交通銀行和北京銀行充當的是主動參與的“創新者”角色；上海浦東模式中，上海銀行浦東分行承擔風險為1%—5%，在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方面持非常謹慎的態度，認為控制風險最重要，在發放貸款方面比較被動；武漢模式中，相關金融機構在專利權質押融資方面表現還是頗為積極，如交通銀行武漢分行已辦理了9筆專利權間接質押貸款，而人民銀行武漢分行正在嘗試推出專利權直接質押貸款。中介服務機構角色。北京模式中，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公司等中介機構共同參與提供專業服務，收取一定的費用，各自按工作職責承擔風險，其中律師事務所主要通過職業責任承擔的是法律風險，資產評估公司則主要通過職業責任承擔的是專利權、商標權等無形資產價值評估風險，同時引入保險公司的職業責任險，為中介機構分擔風險。正是因為這些專業中介機構的參與，使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無形資產成為真正的擔保物，使知識產權價值得以體現，基本上解決了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中的一系列難題，使得北京地區的質押融資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浦東模式中，浦東生產力中心作為政府職能延伸承擔了95%以上的風險，在評估方面主要是由該中心綜合企業經營狀況等各方面因素進行簡單評估，因此并沒有引入專業中介機構參與運作；武漢模式中，引入的中介機構主要是武漢科技擔保公司，該公司在武漢市科技局和知識產權局的要求與支持下，嘗試以未上市公司的股權、應收賬款、專利權、著作權等多種權利和無形資產作為反擔保措施，其中以專利權質押的方式由嘗試走向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