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工作室主任 張明杰

好建筑它不是一個結果，因為建筑過去了也是建筑，建筑的結果也是建筑，所以我覺得建筑是一個全生命周期的。第一個方面好建筑應該是關注與建筑本身，要考慮一個適合度，還是關注建筑本身創造的規律，包括結構，材料。

第二個方面，好建筑，建筑美學跟藝術美學不一樣的，有一些材料的特性。建筑它是因地制宜的，它的精神跟需求功能兩方面。

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就是本土化的關注，關注我們本身具有本土特色的建筑，而不是完全的被結構化的我們跟隨國外的潮流，應該是本土化的。如果從造價的角度來講，好建筑也應該是因地制宜的，不是高造價的那種，設計本身是核心的價值。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環藝院室內所設計二室主任 張明杰

張明杰像是一座鐘表，每日嚴絲合縫地按著既定軌跡前行;但其內心又極其渴求突破，努力不落窠臼，闖出一條“張明杰之路”來。

跟在大師屁股后面學習

我從小就喜歡畫畫，畫國畫，做雕塑。1997年，如愿以償地進入哈工大環藝系。本科畢業后，以每課平均分96分、全年級第一的成績被保送到本校讀研。

讀研究生的時候，哈工大的侯幼彬教授對我影響挺大的。他講到美學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模糊美學。舉個例子，古希臘的艾奧尼克柱在具備結構支撐作用的同時，還有象征意義，表現了古希臘文明柔和的部分。而普通農舍的柱子僅僅作為支撐構件，只體現實用功能。而在實用功能和精神象征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大量的“中間特征”的柱子，既要實用，又要表達一定的意義，就需要找到最微妙的結合點。

但最佳的結合點是什么，并不是絕對的。由于每個設計師的學識、性情、經歷不同，感知不同，最后給出的答案也不會相同。這一點，對我日后的職業生涯定位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4年，研究生畢業后，我順利地進入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工作。第二年，被安排到一個重要的項目組——青藏鐵路拉薩站。建筑設計是崔愷大師，我們配合大師做室內設計。這算是我進入設計院節奏的開始，考驗也隨之而來了。

這個項目不僅僅存在設計難度，其他意想不到的困難也是盤根錯節。首先，甲方有鐵道部、拉薩當地政府、鐵路設計院等多方組成，方案匯報要無一缺漏。其次，這是個政治項目，工期緊張，設計周期被壓縮得厲害。再次，因為是交通類建筑，配合單位類型多樣，管理實施經常交叉。

對我來說，就像一個踢業余聯賽的足球隊員，突然去踢歐冠比賽，肯定會懵。我最大的難題就是滿足大師對設計的要求。我提出的方案一次次地被大師否定，自信心不斷地被蠶食，但還得強打精神繼續下去。優勢不復存在，劣勢更加明顯。當時，我覺得這是一件超出自己能力太多的事，壓力就像一座看不到頂的山一樣。

在一次次的打擊下，我努力地去理解大師的設計邏輯，盡快掌握設備、材料、構造、法規等專業知識，同時也要滿足業主的需求。在這個熬人的過程中，一幅設計系統框架圖在我腦海里若隱若現，也似乎摸到到設計的門檻了。坡總算爬上去了，我也喘著粗氣。

跟在大師屁股后面，學到了很多經驗，但更想過的是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

努力不被磨圓

2007年，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體制改革，建立工作室制。在2008年，我也成立了工作室。初衷很簡單，就是希望能吸引院內志同道合的伙伴，嘗試一些新東西，這是我的精神支柱。同時，也底氣不足。畢竟在這樣一個底蘊深厚的大設計院中，能在工作的第四年就獨立負責工作室，先例很少，一時又沒有拿得出手的設計作品去說服甲方。

初出茅廬，我一直很苦惱，比如，我想要做一個室內水景，結構專業核算了一下，荷載不夠，就沒了下文;比如，我要一個流動感強的GRP材質的家具，甲方說預算不夠，也只好作罷。當時，就覺得實現設計理想很困難，所有人都在一點點地抽走我設計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大院工作，很容易被各種限制因素磨圓了棱角，失去創作熱情，逐漸變為套路化、模式化的設計。我一直在等著能有一個項目，讓我徹徹底底地展現才華，但這是很不容易的。

2008年，機會終于來了。我們接觸了首都高速公路發展集團辦公樓項目，室內設計面積達三萬多平方米，算是大項目了。隨后，工作室人員全撲在這個項目上，希望把它做成標桿。我們這幫年輕人都憋著口氣，一定要做出成績，為自己、也是為所有支持我們的人樹立信心。

首發大廈這種“殿堂式項目”一直是我院的主流和常項。業主不是政府就是國企，大都是要求“穩重”、“大氣”、“簡練”。強烈的共性很容易抹殺個性，產生大而化之的套路化設計。

很多設計師認為這樣的項目很好做，基本上是一個模式和套路。我覺得，看似容易，其實不然。做殿堂式設計有點像是在做“微差”設計。“世上沒有兩片一模一樣的葉子”。在嚴密的大框架下，如何把握最微妙的個性差異，是一件很讓人玩味的事。做起設計來，也是不斷和思維定式作斗爭的過程，不斷地批判自己、折磨自己，和自己較勁的感覺，感覺既糾結，又有意思。

設計階段的煎熬自不必說，但在方案后期，即將迎來曙光的時候，卻出了岔子。那天，約好早上9點去見甲方，匯報選材方案。我早上9點準時到了現場，可是負責拿材料樣板的兩位年輕同事卻遲到了。我只好硬著頭皮一個人去見甲方。

甲方是北京市交通委，一應領導已經在會議室就座，我心急如焚，只好跟甲方解釋說，因為堵車，還有兩位同事沒能及時趕到。誰知，市交通委的領導反過來替我們解圍，“不能怪你們，北京堵車是我們的責任嘛。”說完，哈哈一笑。我心情也稍稍平復了一些。時間不等人，我只好指著PPT的圖片，對著領導干講。

講了半個小時，已經講完了，拿材料的同事還是沒到。我只能跟領導東拉西扯。直到10點，兩個同事才姍姍來遲。——這也成了我職業生涯中最漫長的一個小時。

2011年，首發大廈項目竣工，并拿了中國室內設計大獎賽金獎，我們這個年輕的團隊也得到了院里和業界的認可。后來，我們接手的大型公共文化、交通建設項目也越來越多了。

斗智斗勇 見招拆招

應接不暇的設計項目常常使我疲于應對，設計的過程經常變成見招拆招的腦力游戲，很少能有時間沉淀下來去從容地思辨。

從協助別人做設計起，我就開始整理系統的設計方法和設計過程，思考設計中的變量和不變量，捋出一條線索來。我也一直期待能夠用自己的設計語言，去完整從容地導出一個設計作品來。拿到天橋藝術中心這個項目時，我覺得這是個機會。

做案前準備工作時，我們從“硬環境”、“軟環境”兩個層面弄清了天橋的地理環境、歷史文脈、人文民俗等。又比較了國家大劇院、廣州歌劇院、上海大劇院、無錫大劇院等國內一線劇院，從劇場地域、觀眾廳功能、設計語言、建筑聲學、電氣聲學等進行分析。

接下來，用了兩周的時間碰撞火花，大家聚在一起盡量放松、擴寬思維，希望能產生出不一樣的“化學反應”。我們辦公室里放著一塊黑板，每個人即興想到的任何詞匯、文字、畫面、影像、聲音，甚至是味道，都毫無遺漏地記錄在黑板上，就是要天馬行空，盡量擴大設計概念的外延。在沒有概念產生之前，盡量把“問題域”展開，或許就能找到更多的切入點。

經過兩周的頭腦風暴，黑板上的信息越來越多。到了收網和理清思路的時候了，經過分類、總結，“天橋印象”概念體系就建立起來了，在其中，又融入了三條故事線索：“花”、“鳥”、“魚”。這就相當于有了“劇本”了。

設計的每一步都在我們的把控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也遇到了很難掌控的糾結和無奈，那就是甲方。

天橋藝術中心這個項目，甲方原本的設想是想把最大的劇院定位成歌劇院。但我們在先前就做過地理位置分析，天橋項目距國家大劇院很近。歌劇是國家大劇院的強項，天橋要想去競爭的話，將來經營起來會很慘，所以，我們建議他們做商業化的劇院。經過幾次交流，甲方也采用了我們的建議，做成了音樂劇劇院。

能否說服甲方還是建立在他對你的信任度上。這也是設計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不是批量復制，而是私人訂制;不僅僅是設計一個外皮，更多的是設計顧問的角色。

在與甲方、體制和氛圍相抗爭的過程中，也開始懷疑設計理論上的“定理”、“定律”，不會固守任何一種設計方法。每個項目都是一個特有的矛盾體系，只要找到主導矛盾的根系，之后連根拔起，就找到設計的脈絡了。

除了與外界抗爭外，我也會與自己抗爭，與自身惰性抗爭，經常反思自己是不是開始有慣性了，是不是又在循規蹈矩了?久而久之，就會帶著批判性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現在，覺得自己不懂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慢慢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