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知名建筑設計師 黃書恒

作為臺灣知名建筑設計師，黃書恒曾多次獲得國內外專業大賽的認可，但在有關他的相關介紹中，與其最密切的卻是“新東方文藝復興”的理念。近日，恰逢黃書恒老師出席陜西某比賽宣傳會，黃書恒就“新東方文藝復興”和自己的設計理念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Q：在設計界提到您的名字，就離不開“新東方文藝復興”這個概念，請問您對這個概念具體是如何定義的?

黃書恒：這個概念是來自于對歷史文明的分析。從日本學者村山櫛的文明波動理論發現，不管是東方或者西方的文明，都是曲線型發展，文明有低點也有高點，像波動一樣，只是東西文明之間是以交叉、此消彼長的形式行進。換句話說，當西方文明崛起時，東方文明就會衰落，反之亦然。如大唐帝國的繁榮對比黑暗時代的蕭索、太平天國的混亂對比工業革命的進步，都是歷史的清楚例證。

歷史上，東西文明共有兩次黃金交叉，對上一次是西方文明的崛起，產生了文藝復興，整個西方文明一下子就拉到了前所未知的高度，遠遠超越了東方，一直到工業革命。但由于文明趨勢是曲線型發展，根據曲線圖可以推測，距今約兩百年左右，東西文明更迭的時間也將要來臨，屆時，也就是新東方文藝復興來臨的時刻。雖然我們現代人無法見證這個輝煌的時刻，但文明起飛絕非偶然發生，需靠彼此攜手創造，因此，如何在這段日子，為新東方文藝復興作準備，是現代人的一個重大使命。

Q：文藝復興是需要時間的思想文化運動，不是短期內能實現的，這對于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意義是什么?

黃書恒：是的。事實上，我們這一代的人活不到那么久，這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積累，但身在這個時代的人，其實是肩負著重要的復興使命。因為文明起飛絕非憑空發生，需要眾人的努力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由弱轉強。雖然我們活不到幾百年后，看到百花齊放的結果，但我們卻是在關鍵點上，決定斜率的人。我們是那個“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前人，現在所播的，如果經過你的細心灌溉，慢慢的就會長成大樹。所以說為什么談“新東方文藝復興”，就是想讓大家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待這一問題。

這個過程絕對不是跟著人家屁股跑，不是人云亦云，在前期的時候是要去努力學習，學習一些西方的強項，科學的觀念。但從某個程度來說，你如果一直學他，你就只是學生，當不了一個老師，除了廣泛的學習吸收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得改變游戲規則，不要老是跟隨西方的標準，要有更遠大的目標，從東方文明中汲取養分，重新定義我們在國際舞臺的定位。

Q：在您看來我們該怎樣去促進“新東方文藝復興”的形成過程?

黃書恒：你得要從傳統文化中找到根基，因為那個是最根本的，中國人看待某些事情和西方人不一樣的原因。為什么我要說“新東方文藝復興”，除了你要了解這個趨勢之外，我們必須找回文化的根基，找回老祖先們享受生活的方式，對生命的態度，然后再運用技術去反轉規則。

Q：作為一個設計師，您是如何在設計工作中體現這種“吸收與創新”的?

黃書恒：在許多作品中，我都會運用“沖突美學”手法，把二元對立的觀念，刻意放在一起讓它們產生碰撞，例如東方和西方、理性與感性、古典與未來感的東西放在一起，剛開始它們可能會有沖突，但透過和諧平衡的方式，最終會變成一種互補的關系。另外，這種沖突也會給參觀者一種震撼，令他開始產生思考，從而介入整個設計，變成設計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個空間，我希望空間能與參觀者的心智產生一些互動。

另一個就是“機械語匯”，由于我本身在英國倫敦大學念碩士，偶然一次去參觀了科學館，那些儀器，大大小小的齒輪所組成的東西，在視覺上帶給人一種震撼，給了我許多靈感。因此每當我沒有靈感時，我都會跑去科學館素描、拍照、思考，久而久之影響了我日后的創作。但我不是以工業的角度去看他，而是用東方傳統的視角去觀察、創作，比方說我在一個住宅的客廳天花板中，安裝了一個大型的機械互動裝置藝術，上面有一個圓環，會繞著中間的核心緩緩轉動，而圓環上有一朵花，則是繞著這個圓環轉動，整個裝置就像行星與恒星的公自轉關系，其實是為這個家庭的經歷特別量身定制，比喻彼此之間像萬有引力般或遠或近、卻永不分離的家人關系。

這一個創作，也體現出我的第三種手法，也就是“幸福能量”。現代社會的步調非常快速，人忙得不可開交，我發現有時候人滿足了物質需求，但心靈生活卻是非常貧乏。有句話說，房子是存放家具的，家是儲藏記憶的。因此我希望能夠透過設計，把世界各地的生活記憶埋藏在空間之中，提供線索，引導居住者發現，原來世界各地的人民，在生活里頭有著這些不同的樂趣與體驗，讓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得到一種甚至是好幾十種的幸福感。同時，我也常常運用風水、符號學、環境心理學、人體工學、色彩心理學等一系列法則，嘗試在空間中注入吉祥祝福的正能量。

Q：西安也是一座極具有文化底蘊的古都，不知道您到達之后有沒有去逛逛?結合您擅長的設計，對于西安文化展示您怎么看?

黃書恒：昨天到了之后，我們去感受了一下西安的夜景，我發現很多高樓上都有一些山墻或者馬背的造型，應該是在都市設計上有所要求，很符合這個城市的氣息。不過，我在大唐不夜城看到很多看似很雄偉的宮殿般建筑，我們都知道這是故意做新如舊的仿古建筑，但對于文藝復興來說，它并不是純粹的復古，不是要還原一段凍結的歷史，而是要提煉歷史中的有機元素，賦予一種新的生命力，讓真正的人民的活動可以在這些空間場所中發生。我們應該要不斷的把歷史文化中好的元素發掘出來。

中國建筑技術集團有限公司總建筑師 羅雋

在中國，建筑界是個很特別的領域。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官方常將建筑風格與意識形態結合起來討論。迄今為止，我們還常常提到“探索回歸建筑的本源、回歸設計的本源”，而這些本是大學時代就應當牢固掌握的概念。可如果連這些基本知識都不能掌握，那建筑學人的信念在哪里?判斷力在哪里?又何談創新能力?

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反思與品評新中國65周年建筑的人和事,對辨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建筑現象和當下中國建筑界的理論探討與創作實踐，無疑重要且極具價值。

文化形態與現代主義

很多年前，建筑界就有專家指出，建筑的“現代主義”運動并未在中國開花。究其深層原因，與我國仍然處于帶有濃厚小農意識色彩的文化形態中相關。文化形態與建筑行業的關聯是很久以來在我國建筑實踐中農民文化形態的表現和延展。諸多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學者曾指出，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是農民文化形態對工業文明的現代文化形態的激烈沖突和排斥的結果。這應是建筑“現代主義”不能在中國賴以生存和延展的文化土壤。

正如斯，“現代主義”在我國雖已生根，卻未能開花結果。之所以述言“現代主義已生根”，是因為老一輩留學回國的楊廷寶、童寯、趙深等第一、二代建筑師們帶回了現代主義的種子并播撒實踐。這種實踐隨著北京和平賓館、兒童醫院和電報大樓等建筑的崛起而生根，在上世紀50年代趨于成熟，卻于本當開花結果時被新時代斬斷樹根：從1957年反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大批優秀建筑師因憤懣和無奈停止創作。而今，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認識到文化危機對中華民族帶來的深層危害，犀利地指出我國當代城市建設和建筑“貪大、媚洋、求怪”的叢生亂象，“建立文化自信”一語中的，指出中國當代文化形態中必須改革進化的成分，指出我們在當今全球競爭中需要走出困境和面向長遠未來的文化途徑。

城市建設和建筑“貪大、媚洋、求怪”現象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兩種文化形態沖突中，工業文明的現代文化形態在我國的文明進程中還未成主流。有些領導自詡對建筑設計和城市建設是內行，對專家和職業人員毫不尊重，時常干預專業機制，色厲內荏卻有著“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心態，缺乏對建設項目的工程技術知識、美學和價值判斷，連一些低標準的建筑也非請外國建筑師提供怪異的設計方案不可。二是我國規劃師和建筑師自我貶低和專業水平不高所致。不得不說，當代中國大部分城市景觀仍由我國本土設計師塑造。不少設計師在面對政府領導時屈從附和，設計作品要么違心、要么低俗。

幾年前，我曾作為評審專家參與山西某地政府行政中心的建筑方案設計競賽評審。當時，國內多家設計大院提交了競賽方案，絕大部分都采用高大唬人的中軸對稱的午門形態，中央置有超大廣場，形成龐大威嚴、具有封建衙門氣勢的設計。我當時問過幾家匯報方案的建筑師：“為何要把以民主親民、自由開放為時代特征的政府建筑設計成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皇權建筑模式?”他們都覺得不好意思，“因為政府領導提示過，他們喜歡這樣的建筑”。

作為建筑師，這種做法是否有違社會責任感?看過倫敦市政廳的人都知道，它體量很小，前面是個開放的市民廣場，是完全融入了周圍城市空間環境的、尺度適宜的市民建筑。設計師既然知道不好意思而執意為之，只能說明是媚權思想在作怪。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城鄉建設和景觀面貌業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遺憾的是，這些變化在短短幾十年間，使中國各地極具特色的城鎮變得千城一面，生態和景觀環境遭到破壞。我曾調查和訪問過的許多大中城市，都有大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的房地產項目開發以及開發區和科技園等。這些項目的規劃和設計理念陳舊老套，開發帶來了土地資源利用的浪費和城市的無節制膨脹，并由此改變城市景觀文脈、造成問題。特別是部分涉及社會結構、鄰里居住形態、生活模式和倫理道德等社會問題，要到多年之后才會暴露。這些和身處這一時代的規劃師和建筑師工作分不開，我們應反思自我角色和所作所為。

文化形態和人格缺失

文化形態和建筑師的人格素質血脈關聯。農民文化形態社會下的多數建筑師都具有意志力軟弱、附和權勢、跟風隨流、缺乏判斷力和進取心的品性。而工業文明時代的、現代文化形態社會下的建筑師則具有開放自信的心態、富于冒險精神、良好的判斷力和渴望創造的熱情。事實上，現代中國很多設計師都缺乏文人風骨，自明清時代遺留至今的媚權習性依然嚴重。熟讀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士大夫階層自明清兩代以來就喪失了獨立自尊和正直剛毅、藐視權貴、宣揚創造的文人風骨。整體上，儒學階層多已在文藝和科技領域失去創造力和感受力。孟子有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管此言論在后世君王看來大逆不道。古代中國知識階層崇尚和高歌的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

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規劃師和建筑師扮演的角色卻不完美。除了近20年來在大規模造城運動中扮演的幫手角色，偌大的中國鮮有為人稱道的創新規劃和設計作品。“亂象叢生”的城市總體規劃，為了積累財富和賺點銀兩，我們對政府官員和房地產開發商缺乏底線地妥協和退讓，常使城市建設的控制性文件變成一紙空文，并設計出粗制濫造的建筑。很多建筑師在其中漸漸迷失了職業人格。

人格實現和設計創新

我們提倡創新，讓國家充滿創造力。這需要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大批人才。

只有具有獨立人格意識的人才會具有創新能力。因此，民主、自由、和諧的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需要傳承和培養具有健康心理、道德感和充滿正能量的大批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員。人文風骨要靠家庭去熏陶、靠教育去培養、靠社會去弘揚與提倡、靠自我去實現。這是建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創造型國家之根本。而今，我國眾多媒體甚至國家級媒體不乏媚俗之內容，絲毫沒有起到以張揚高尚文人精神為主流的作用。

人才素質的培養需要改革我們的教育體制，要與工業界密切合作，培養適合工業界需求的人才。現行5年制的大學建筑學本科制應如何構成、是否應該縮短，都很有必要論證。只有實現了建筑師人格、恢復和發揚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士大夫精神，建筑師個體乃至整個建筑師群體和社會才會具有強烈和旺盛的感受力和創造力。

30年全國范圍內的大量城市和鄉村建設改變了我們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況。許多政府部門和官員短視，不注重長遠規劃，追求短期政績甚至腐敗。許多開發商快拆快建，罔顧建設質量，只為牟取暴利。這些行為浪費了巨大的不可再生和稀缺資源。其主要原由是工業文明的現代文化形態在我國的文明進程中尚未形成主流，加之我國社會體制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中國夢”要求我們完成先進工業文明的現代文化形態轉型，要求我們按“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做事，按照專業的、符合事物規律的方法、規則和程序做事，從而達到“和諧社會”的美好目標。

在設計創新方面，要向國際頂尖公司學習，每個項目都是挑戰，從不重復自己。這就要求建筑師個體要培養強烈的創新意識，而企業也要有激勵創新意識的體制和機制。早在2002年，筆者曾撰文指出，中國欲在短時間內形成有競爭力的咨詢設計企業，可行的途徑是對部分國有大型設計院進行組織結構和產權體制的改造，以增強激勵機制和創新機制。惟此，我國才能產生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實現走出國門、沖向世界的文化輸出“中國夢”，讓世界人民看到“中國創造”。

創新需要有廣博的知識和極強的研究能力。建筑的創新包括形式和功能模式兩方面：形式的創新不是簡單的求異求怪，而要追求建筑的典雅和永恒品質;功能模式的創新需要生活的經歷、優秀的研究能力和哲學悟性，運用自身廣博的知識和厚重的文化積累，深入研究和發掘在文化精神層面上的、具有永恒價值的元素作為自己的建筑語言體系，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富于個性化的建筑美學風格，而不是像某些人士跟風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