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率=應交增值稅/銷售收入） ×100%

即，稅負率=本年累計應納稅額/本年累計應稅銷售額（不含稅）×100%。稅負高說明企業效益好，利潤高，企業管理規范，市場競爭力強。

稅負即稅收負擔。實際交納的稅款占銷售收入凈額的百分比。

稅負可以單指增值稅稅負、所得稅稅負、營業稅稅負等。也可以把所有本年度上交的所有稅款加總計算一個總體稅負。

稅負率是指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當期應納增值稅占當期應稅銷售收入的比例。

對小規模納稅人來說，稅負率就是征收率：3%,而對一般納稅人來說，由于可以抵扣進項稅額，稅負率就不是17%或13%，而是遠遠低于該比例，具體計算：

稅負率=當期應納增值稅/當期應稅銷售收入 ×100%

當期應納增值稅=當期銷項稅額—實際抵扣進項稅額

實際抵扣進項稅額=期初留抵進項稅額 本期進項稅額—進項轉出—出口退稅—期末留抵進項稅額

稅負就是稅收負擔率，是納稅人對應期間的應納增值稅與銷售收入的比例，但如果是出口企業或免稅企業,主要把出口收入和免稅收入按應稅稅率算出銷項稅加入計算繳納增值稅，如果有進料加工的話，還要考慮這部份的稅金，具體公式如下：增值稅稅負率=[銷項稅－免\退稅收入—適用稅率—（進項稅—進項稅轉出—期初留抵期末留抵以及海關核銷免稅進口料件組成的計稅價格×17%）]/（計征增值稅的銷售額－免抵退銷售額），以上公式是通用的，如果是業務簡單的公司，上式中沒有涉及的就是0稅負了。

另外對于免稅及出口企業來說，運費稅，城建稅依然要扣，抵稅比例為6%，應計入公式中。

稅負率與稅率的區別

稅負率指納稅人實際交納稅額與其實際收益的比例；而稅率則指對課稅對象的征收比例或征收額度。二者之間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差別。稅率是形成稅收負擔率的基礎，稅收負擔率則是稅率的反映。但稅收負擔率往往并不直接等于稅率。只有當課稅對象與納稅人的實際收益額相等(即與稅收負坦率的分母項相等)時，稅收負擔率才等于稅率。

延壽縣隸屬于哈爾濱市，位于黑龍江省中部，面向長壽山，寓“延年益壽”之意得名。延壽縣屬國家級貧困縣，為進一步擴展經濟發展模式，全面發展商貿流通業和現代服務業招商，出臺如下政策：

對進駐的商貿流通企業和現代服務業所繳納的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按實繳金額的25%給予返還;營業稅按實繳金額的40%給予返還;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印花稅，按實繳金額的45%給予返還。

為了更好的服務入駐企業，延壽縣成立了“延壽總部經濟運營中心”(以下稱運營中心)，負責商貿流通企業的招商、入駐企業手續的領辦、企業入駐后財稅事宜、各職能部門公關協調工作。

延壽縣對入駐的商貿流通企業，不要求實地辦公經營，為企業提供統一注冊地;為落戶企業提供后期財稅配套服務，配備專職會計配合企業抄報稅、發票領購、開具、賬務處理等一般財稅事宜;對入駐企業實行保護政策，對涉及工商、國地稅、財政等部門發生的一般事宜，由延壽總部經濟運營中心出面協調解決;除企業所得稅外，其他稅種地方財政按月兌現，承諾在企業完稅后7個工作日內返還稅金;新注冊企業開辦所需手續，按照首問負責制、限時辦結制、領辦制等規章制度，由延壽總部經濟運營中心協助企業辦理。運營中心的成立，為入駐企業提供了一站式、保姆式服務。

延壽縣的招商模式是近幾年各地比較流行的“總部經濟招商”，總部經濟招商主要以引進商貿流通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通過延壽縣無論是政策力度還是服務質量，都站在全國各地區招商服務的前列。

很多企業管理決策層對稅收籌劃不了解、不重視、甚至認為稅收籌劃就是搞關系、找路子、鉆空子、少納稅，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稅收籌劃，其風險性極強，這是企業進行稅收籌劃最主要的風險。所以說選擇一種安全、高效率、可操作的稅收籌劃方案是每一個企業決策層密切關心的話題，而選擇一個政策環境好、后期服務到位的區域，是每一個商貿流通企業最佳選擇。

稅負比例稅負

比例的稅負是負稅人所負稅款占其收入的比率不隨收入的變化而變化；

稅負累進稅負

累進的稅負是負稅人所負稅款占其收入的比率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稅負累退稅負

累退的稅負是負稅人所負稅款占其收入的比率隨收入的增加而下降。

稅負宏觀

在中國，依據稅目有：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營業稅、資源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城市房地產稅、車輛購置稅、車船使用稅、車船使用牌照稅、印花稅、耕地占用稅、契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煙草稅等等，國家的這些種類繁多的稅收收入的總和與整個國家的經濟總量（用GDP來代表）的比值，就構成了全國的稅負水平。

稅負微觀

微觀上的稅負，就是單個納稅人的實際稅負負擔，包括個人與單個企業,這兒稅負承擔的主體是實際負稅人，不是名義納稅人，負稅人即最終負擔稅收的單位和個人，負稅人與納稅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因為在微觀上，稅負的實現是流動的，其中有各種各樣的稅負轉嫁。所以，稅負的最后歸宿就是微觀稅負的實際負稅人。一個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同國家的財政政策、產業結構的合理性、本國企業的生產效率、進出口水平及國內商品價格等等經濟因素相聯系。

稅負也稱為稅收負擔率，是應交稅費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率。

如果每個月都進項大于銷項，那要提交一份有關這種情況的說明。說明是因為材料或者產品的庫存增加而引起的，這種情況時有發生，能夠說明原因就行，但是前提條件是各項材料、電費等成本項目都很正常。

稅負痛苦指數（Tax Misery Index）

也叫稅收痛苦指數是根據各地的公司稅率、個人所得稅率、富人稅率、銷售稅率/增值稅率，以及雇主和雇員的社會保障貢獻等計算而得，指數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福布斯雜志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大陸排名全球第二稅負痛苦地,排名第一的則是法國。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則經福布斯評判,分列全球稅負痛苦最輕地區的一、二、三位。其中卡塔爾只征收公司所得稅,而阿聯酋沒有公司稅但征收社會保障稅。這三個地區有一個共同點即都不征收增值稅。

稅負高5倍 國資委首次回應央企壟斷質疑

針對一段時間以來社會輿論對央企尤其是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的質疑，國務院國資委昨日發布《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下稱回顧），重點向社會披露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同時對央企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稅負、薪酬、壟斷等狀況進行了回應。

這是國資委首次對外公開發布年度回顧，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表示今后將定期發布。

按照國資委在《回顧》中的統計，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業上繳稅金從2915億元增加到11475億元，年均增長21.62%。2009年，央企實現營業收入12.6萬億元；實現利潤8151.2億元；上繳稅金1.15萬億元。

通過數據研究得出，國有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企業，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業中稅負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稅負平均值的2倍。

而從2006年開始，央企向國家上繳國有資本收益，已累計上繳1371億元。2009年完成向社保基金轉持國有股55.3億股，對應的市值為429.68億元。

按照現行規定，央企稅后利潤收取劃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煤炭等具有資源壟斷型特征的行業企業，收取比例為10%；第二類為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行業企業，收取比例為5%；第三類為中國儲備糧總公司、中國儲備棉總公司等政策性公司，暫不收取。

電力行業通過改革，華能等7家電力央企發電總量占全國總量的比重在一半左右，最大的華能集團僅占全國發電量的11%，市場準入早已放開，已形成競爭格局。石油石化行業，中央企業主要有三家石油化工企業。在世界主要50個石油生產國和石油消費國中，76%的國家是一個國家只有一家石油公司，20%的國家是不超過3家石油公司。通信行業，三家央企通過調整重組，實現了全業務經營，形成了競爭格局。

薪酬分配方面，央企已于2008年在4個行業試行了工資總額預算管理，4行業人均工資增長6.9%，比央企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低3.1個百分點。其中，石油石化行業2008年職工平均工資增長1.52%。2100433B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上以封面標題形式發表特別報道：2005稅負痛苦指數（TaxMiseryIndex），標題為“稅務世界：扁平并快樂著”，旨在通過一年一度的全球稅負調查，為企業及其雇員提供投資和就業指導，用這一指數作為衡量一項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資本和人才的最佳標準，負數表示吸引力增加。署名JackAnderson.該指數通過將一國主體稅種的最高邊際法定稅率直接加總得到。其與我國稅負有關的基本結論主要有：

一是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中國排名第二，絕對值為160，變動幅度為零。文中說：“《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稅負痛苦及變化指數顯示，多數國家延續著 5年以來的趨勢，正在降低而非提高邊際效率，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指數是排名第二，中國正準備采用一套受法國啟發而建立的稅收體制，以便從未來的收入增長中獲益。”其中法國稅負痛苦指數174.8，為全球最高。

二是北京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最高。文中說：“對于地方性稅收較高的國家，我們指定了特定的地區。今年我們開始將中國的這些地方性稅收計算在內，盡管逐年的比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變化。但與去年相比，北京卻幾乎沖到了痛苦指數排行榜的頂端。而在全球大多數地區，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財產稅征集，因此不會對痛苦指數產生影響。”

三是稅負痛苦指數與總體稅負變動趨勢不一致，多數國家總體稅負上升。文中說：“雖然稅負痛苦指數及總體稅負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時觀察這兩項指標，才能發現一個重要的矛盾——雖然決定痛苦指數的邊際稅率總體走向趨低，然而自1980年以來，只有8個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降低了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百分比。這說明稅收轉移正在出現，令起初光明的前景變得黯淡。總體稅負表明，政府支出預計將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還包括國家部門采用各種非稅手段消耗掉的資源。”

《福布斯》顯示，中國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這也是繼2009年中國內地首次居該榜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該名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由于稅制結構不同，僅僅按照《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對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權，并不能反映真實的稅負水平。

2010年，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專門針對上次發布的“稅負痛苦指數”撰寫了反駁文章《走出宏觀稅負的誤區》，指出這一評價指數犯下兩大錯誤：一是簡單地把稅率等同于稅負；二是計算依據存在明顯偏差，比如，把個人所得稅按最高邊際稅率45%進行折算等。如今，學者楊濤再次提出，不能簡單地把加權后的稅率，作為真實的稅負水平。

這些反駁有理有據，證實了“稅負痛苦指數”存在著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弊病。但澄清了概念并不代表解決了實際問題，既然稅率高不等于稅負重，那么同樣，不能以稅率低來論證稅負輕，否則，就和前者犯了同樣的邏輯錯誤。在稅率之外，理應有一套科學完整的評價稅負輕重的標準。

在稅的問題上，哥爾柏那句“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被反復引用。拔最多的鵝毛就是“加重稅負”，而聽最少的鵝叫，就是讓征稅的“痛苦指數”降到最低。要讓這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實現統一，其實只需做到兩點即可，一是稅收法定，即是否征稅以及征多高的稅率，都由公眾通過法定程序來決定；二是預算公開，即公眾清晰地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每一分錢用在了哪里。

以此標準對照，我國目前有19種稅，但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真正符合由人大立法確定的原則，其他稅種都是由行政法規或事實上由更低層級的行政規章來確定。稅收法定原則落實不到位，就會在征稅上隨意性過大，像近期被媒體熱議的“加名稅”即為一例，南京稅務部門在征與不征的問題上一周竟變了三次。

再看預算公開。雖然這些年來我們的預算公開制度在不斷推進，但離真正的預算公開還相去甚遠。事實上，預算公開的狀況和稅收的權威性有直接關系，因為所有的稅收都是預算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門。如果公眾不知道預算收入用在了哪里以及對有沒有被浪費缺乏足夠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公眾就很難建立起對稅最基本的信任和支持。

從對饅頭稅的誤解到對月餅稅的焦慮，納稅人的權利、納稅人的精神、納稅人的原則，正在逐步植根于每一個公民心中，這其實也是公眾“重新發現稅中隱藏的權利”的過程。可一旦這種“重新發現之旅”遭遇納稅的義務和享有的權利不對等的尷尬，公眾就會對納稅有一種本能排斥，其結果就有可能是“拔最少的鵝毛，哪怕依法合規，也會聽到最多的鵝叫”。

在稅的問題上，納稅的義務和納稅人享有的權利越不對稱，“稅負痛苦指數”越高，而這一痛苦，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通過單向度的測算稅負水平來解決的，哪怕這種測算再精準。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于2010年10月在《中國改革》雜志撰文指出，此前國外某雜志發布的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的說法有誤，隨著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快速上升，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宏觀稅負不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空間。

肖捷指出，“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排行第二”論，存在評價方法的常識性錯誤。據介紹，該雜志所采用的稅負痛苦指數評價方法，是確定六個稅（費）種，包括公司和個人所得稅、雇主和雇員交納的社會保險金、銷售稅、財產稅，并將其法定最高稅率相加后進行比較，數值高低與所謂痛苦指數成正比。按該國外雜志計算，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為159，是由增值稅最高稅率17%、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2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45%、企業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49%、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險金最高費率23%相加得出。肖捷認為，將簡單相加后的稅率等同于稅負顯然是一種謬誤，因為決定稅負的因素不僅有稅率，還有稅基。

“比較分析宏觀稅負水平，不能脫離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政府職能范圍，各國的具體國情不同，宏觀稅負水平沒有放之四海皆適用的統一標準。”肖捷稱。

在分析宏觀稅負趨勢時，肖捷指出，在公共財政政策框架下，社會保障制度要逐步覆蓋各類群體，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目標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服務均等化目標也要逐步實現，加上保障性住房建設任務繁重，目前，政府集中的稅收收入還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公共支出需求，有必要隨著經濟發展逐步合理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經濟的快速發展則為稅收增長提供基礎。肖捷認為，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不斷提高，稅收增長的基礎更加穩固。在綜合考慮結構性減稅等因素后，下一個十年，中國稅收增長的彈性系數總體上仍可能繼續保持大于1的態勢，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目前17.5%的水平上有繼續上升的空間和條件。